 1958年夏天，一栋崭新的图书馆楼在校园的西北角拔地而起。这栋土红色清水砖墙砌成的楼呈“工”字形，由朝南的一前一后两幢相连的楼组成。前楼高三层，东西长67米，和校园里的其他建筑一样有青瓦大屋顶和红黄相间的墙面，是图书采编、参考室、阅览室所在地；后楼东西长23米，平顶，为四层楼的书库。由于前楼比后楼高了一层大屋顶，你若站在楼前面看很难发现楼后面的奥秘。 图书馆楼由上海民用设计院设计，从建造到竣工仅花了几个月时间，总面积为3568平方米。这是校园里的第二栋图书馆楼，尽管面积比原先的图书馆大了一倍，但计划永远赶不上变化，这栋原本为上海第二师范学院建造的图书馆楼竣工没多久，上海第一师范学院和上海第二师范学院合并，两所学校的图书馆也随之合并，若早知如此，规划时真该把图书馆楼设计得再大一些。 1959年，图书馆前楼南面外阳台上矗起了铁铸的“图书馆”三个红色大字楼牌，此为时任图书馆第一副主任（即副馆长）、书法家陈子彝先生所书写，古雅而有风骨，严整又不失清逸，与此楼醇厚的文化底蕴相得益彰，可惜已毁于“文革”时期。  1959年图书馆全体职工合影，二排坐者左起第五人为陈子彝，背后图书馆三个字为陈子彝所书写 该楼外貌朴素，选址略显局促，但这并不妨碍师生视其为神圣的知识宝殿。在以往漫长的岁月里，获取知识的重要途径之一就是图书馆，大家如饥似渴地来这里阅览研习、查找资料，每天都是座无虚席。据说60年代初有位女生每天总是早早地来到理科图书参考室，坐在居里夫人画像下，她说这样看书感觉和效果都很好。  校园里学习气氛浓厚，阅览室里满是刻苦学习的身影（摄于20世纪50年代） 当年图书馆建设突飞猛进，藏书量激增，到1964年8月底，图书馆藏已从1958年两院合并时的35.3486万册增至70.0734万册，并逐渐形成了工具书、上海资料、古典丛书、地方志、教育资料、中国近代史、清代诗文集、词集、年谱、中国现代文学作品等馆藏特色。 值得一提的是线装古籍。“文革”前，光线装古籍就已超过11万册，其中不乏珍本、善本和孤本，这为后来学校图书馆被评为上海市和全国古籍重点保护单位奠定了坚实的基础。图书馆负责人的眼光和品味直接决定了图书馆的格调。当时主持图书馆工作的是曹礼吾、陈子彝等人。两位才华横溢的大学者亲自制定线装书采购计划，特别是陈子彝较长时期亲自担任线装书选书工作，在馆藏建设方面功不可没。以地方志为例，重点收藏上海、江苏、浙江三省的方志，以及太平天国起义军经过的其他的省、府、县方志，洪秀全和他的追随者们肯定不会想到一百多年以后有人把他们的起义路线变成了一条“文化之旅”。  20世纪80年代初，教师参考阅览室 早在1958年，该楼馆藏的部分常用文史哲图书就采用了半开架借书方式，读者可自由入库挑选图书，给师生带来了便利。从1963年起，此楼二楼出现一块引人注目的“告示板”，你若有文学、历史等资料方面的疑问，可写在纸条上，投入告示板旁的小箱子，三天之内可以在告示板上找到答案，这便是资料组新设立的咨询解答栏。卢正言老师是这块告示板的“版主”，负责查找资料并答疑。当今天的我们在赞叹百度、知乎的无所不知时，早在50多年前的校园里，就已有如此一位知识渊博、默默无闻且又热心肠的“版主”了。这种不见面的“笔谈答疑”一直延续到“文革”开始。资料组曾将历年来公开解答的咨询问题分类并装订成册达二三十本之多，摞在一起有六七十厘米高，遗憾的是如此珍贵的资料在“文革”中被毁于一炬。 不少师生与此楼结下深厚感情，当它遭遇险境时，愿意站出来保护它。“文革”中，有人冲进图书馆准备焚书，中文系的学生闻讯赶来，与他们展开激烈辩论，最终把他们说得哑口无言，保住了这批图书。试想，在那样的年代，这是需要多大的勇气啊！ 图书馆楼声名远扬，不少外省市的学者专程赶来看书和寻觅资料。上世纪60年代初的一天，浙江湖州的一位水利专家沿着“弹硌路”走进图书馆楼，他是冲着元朝任仁发编撰的《水利集》而来。该书有太湖及吴淞江上游水文情况的记载，介绍了1000多年来地方上修浚情况，极具史料价值。在那个没有复印机的年代，水利专家暂居学校宿舍，硬是花费两个星期时间抄完这一明末钞本（古籍孤本）满意而归。 利用馆藏举办展览是图书馆固有的传统，平时这里经常会举办一些中小型展览，诸如“台湾自古以来便是中国的领土”史料展、历代碑帖展、工具书展览等等，这幢楼里高手如云，馆藏资料又甚是丰富，信手拈来即成展览。由于“底子”丰厚，图书馆楼也成为学校宣传展示的窗口，有外宾来校访问，常请他们参观图书馆，不动声色地展示我校的文化底蕴。  风云流转，时光荏苒。1986年又一幢新图书馆楼在它北面落成；2003年，雄伟气派的图文信息中心在奉贤校区投入使用。面对一个个后来者，这幢朴素的图书馆楼略显苍老陈旧，故被人们称作“老图书馆”。然而在众多师大人心目中，它更像一位和蔼亲切的老友，以自身的温润与厚重陪伴着我们走过了一个个春夏秋冬。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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